朋友们，请准备好你们的思考。又一轮大赛后的反思开始了。
已成惯例的是，澳大利亚男足在重大赛事中的出局——以及这次令人沮丧的失利方式——让国内足球界面临了严厉的审视。球迷、评论员和管理者们纷纷对问题所在、成因以及解决办法各抒己见。
其中一位发言者是澳大利亚足协新任执行总监。在澳大利亚点球输给埃及的第二天，这位总监便与新任CEO一同向到场的媒体阐述了未来的图景。
“澳大利亚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对足球的长远愿景，”她说。“而这就是我作为执行总监的职责。这个愿景要由董事会提出，再由足球部门去执行。我们确实需要方向。我们确实需要一项足球战略，我们也将制定一项。”
“这是我们的关键优先事项之一。从足球方法论的角度看，如何踢出‘澳大利亚风格’对我们至关重要。在澳大利亚，我们一直缺乏一种足球DNA，缺乏属于澳大利亚的踢球方式，这正是我们需要着手解决的事情。”
“我们向来有身体对抗的传统，有那种‘永不言败’的心态，这是一种能战斗到底的品格。但我们不想仅仅止步于此；我们要确保我们能真正‘踢’好足球。”
“我们必须有防守意识……但创造力同样至关重要。适应性强、灵活多变、能胜任多个位置，对于澳大利亚的踢法来说非常关键。”
暂且不论这位总监自2021年起就已是澳大利亚足协董事会成员，因此她完全有能力在整整一个世界杯周期之前就进行这些对话。提出为足球运动制定一项富有远见的战略，这一建议本身忽视了澳大利亚足球早已拥有多项战略的事实。
让我们从《国家足球课程》说起。该课程由前国家队技术总监于2017年制定。如果说对这份长达300页的文件的目的有任何疑问，那么它的副标题直接就是“通往国际成功的路线图”。
这份《课程》阐述了愿景、范围、执教与比赛哲学，以及如何改造国内足球、以支撑起为国家队输送人才的半职业和职业通道的“基石”。
该技术总监这样定义澳大利亚的比赛风格：“一种积极主动的足球品牌，建立在有效控球的基础上，并由富有创造力的个人提供锐利锋芒。在防守端，关键要素是快速转换和聪明的集体压迫。这种比赛风格由强大的‘团队精神’支撑，并充分利用了澳大利亚的传统优势。”
听起来耳熟吗？
如果进一步细分，这种“DNA”看起来是这样的：“通过有效控球来主导和控制比赛；以有条理的方式将球和我们的球员送入得分位置；通过个人技术和创造性配合来瓦解密集防守；努力争取控球权；通过快速转换和聪明的集体压迫重新夺回球权。”
但这种DNA不会自行进化；它需要一个围绕同一愿景协同支持的完整国内足球架构。《课程》对此也有答案。
例如，在解释国家超级联赛（NPL）——位于澳超联赛之下、以州为基础的半职业赛事——的目的时，该技术总监坚持要求达到特定的最低标准，以确保这一层级能作为一个统一的青训体系运作，其中包括：
- 所有俱乐部必须拥有一线队至U12所有年龄段的队伍
- 所有俱乐部必须具备长期的青训理念，即“只能通过主要填充自家培养的年轻球员来组建一支有竞争力的成年队”
- 所有教练必须获得适当认证并接受《国家课程》的培训
- 所有俱乐部必须“公开其注册费结构，以杜绝将年轻球员及其父母作为资金来源来资助成年队的文化”
该技术总监还坚持将青少年赛季的时长从每年6个月延长至10个月，使其与世界上其他先进足球国家接轨，并且——或许是整个文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确保“球员能在精英或职业环境中全年接触足球，理想情况下无需付费”。
《国家课程》出台已近十年，但澳大利亚足球似乎仍面临同样的问题，并寻求同样的答案。为什么？
归根结底，问题可以归结为本文开头的那段轶事：每个人都认为他们自己——而且只有他们自己——握有答案。这项运动像金鱼一样短暂的记忆力意味着，任何先前的教训、想法、专业知识或反思都会被轻易遗忘。
以NPL为例：十年前，该技术总监就将这个金字塔层级视为关键的青训管道。
为什么通过这些渠道的年轻球员每个赛季仍需支付数千澳元，最终却从未能进入一线队？有多少来自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未来天才——特别是来自庞大移民家庭或偏远地区的——因为高昂的费用而被挡在这些渠道之外？
参与这些赛事的俱乐部是真的优先考虑青训，还是仅仅将其视为资助其成年队球员（其中一些已在澳超男足联赛有过职业生涯）的额外收入来源？这些日渐老去的前职业球员从下一代身上拿走了多少经济机会和上场机会？谁又来追究俱乐部的责任？
寻求进一步发展的球员随后被引流到缺乏监管且收费高昂的私立学院，或受商业驱动的澳超俱乐部。而后者对澳大利亚足球发展的策略，除了将年轻球员卖给海外联赛、交由外国教练和俱乐部培养之外，仍然是个谜。
然后是《国家课程》的另一大支柱：教练员。为什么在澳大利亚获得教练资格仍然贵得令人望而却步？为什么有薪酬的教练岗位如此之少，以至于无法激励教练发展？
为什么在过去五年里，大多数澳大利亚资质最高的女足主教练都去了海外联赛或国家队，而不是留在这里培养她们身后的下一代？
此外，那些有财力（和时间）负担得起教练执照的教练，是否真的认同澳大利亚足协自己的《足球教练流程》出版物所倡导的比赛和学习理念？那些被任命担任重要角色的教练，是否与我们的国家特性保持一致？
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以防守著称的托尼·波波维奇来带领一支才华横溢、攻击手众多的澳大利亚队，或是与我们许多人认为国家队有能力踢出的那种勇敢、积极的风格保持一致，实在令人费解。
在精英层面之外，为什么基层足球在球员成长的关键年龄阶段，依然依赖一种志愿文化——那些因为没别人愿意干而挺身而出的爸爸妈妈们？如果连合格的教练都寥寥无几，那么拥有如此之高的社区参与人数又有什么意义？
最后，那些最终负责运营这项运动的各级足球协会（州级和国家级），在这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他们拥有权力和权威，可以要求注册费的透明度和监管，可以制定最佳治理实践标准，可以强制要求并奖励本土培养的球员和教练的机会。
他们任命澳大利亚男足和女足的主教练，而主教练则选拔那些代表我们在世界舞台上比赛的球员，向我们讲述作为一个运动项目和一个民族我们是谁的故事，并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球员，向他们指明他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达到那个目标。
他们可以共同决定将这项运动的利益置于自身政治内斗之上，并做出那些艰难但必要的决定——例如重组代表大会以限制（或完全移除）各州和澳超俱乐部的权力——以使澳大利亚足球与全球接轨，并带着清晰的目标走向未来，就像他们的竞争对手项目目前正在做的那样。
事实上，澳大利亚足协早在2020年就提出了一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愿景，名为《澳大利亚足球未来的十一项原则》。它为从治理、商业化、青训、教练发展到注册费等各类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这些都已详细阐述，其中一些想法，如国内转会系统、复兴澳大利亚杯和全国第二级别联赛，以及全国赛程表，已经落实。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花更多时间和金钱来制定又一项战略？套用一位评论员的话：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谈论如何晋级世界杯，而开始谈论如何赢得世界杯？
正如所有这些已有的战略所暗示的那样，澳大利亚足球若要发挥其潜力，就必须对几十年来在足球内外已经僵化并根深蒂固的结构和文化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从《国家课程》到《十一项原则》，我们有明确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但要将这些方案变为现实，需要领导者拥有足够的勇气、谦逊和远见，挥动一柄重锤，砸碎这项运动的旧框架，并从头开始重建，即使这意味着要动摇他们自己权力的根基。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每隔四年就会回到同样的话题，反复思考足球需要改变什么——从基层到NPL和澳超，再到澳大利亚男足和女足——才能成为我们许多人心目中它应有的样子。
2030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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